徐则臣的《北上》里,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主人公。而小说的主体部分是20世纪初(1900年、1901年、1934年)与21世纪初(2012年、2014年)的相互交叉、相互映照,它们构成了罗盘指针指向终极逻辑之前那迷人的摇摆。《北上》是一次挖开淤泥后的历史打捞,同时是一次清理遮蔽后的文化思索。
这首先是一本纪实文学作品。用出版的术语来说,属于“非虚构写作”,书中的内容全部来源于他真实的生活,书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包括情感,都不是虚构的。虽然收录的文章体裁可以归入散文一类,但都可以当作唐先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经历去阅读。
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夺得了去年的金棕榈奖,这一片段在电影中被剪去,在小说中却被保留了下来。小说里以美好之物串联起章节,“可乐饼”、“面筋”、“泳衣”、“魔术”、“弹珠”、“雪人”,这些物件成为孩子的记忆里那闪光之物。
《疯狂小虫》像一本打开昆虫世界的钥匙,带你领略小虫世界的大学问。当你仔细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它会带你进入神奇的昆虫世界,带你穿越昆虫虽小却也复杂的身体结构,带你一起了解昆虫如何感受大自然,如何灵巧应对大自然中的各种危险。
如果说《两个故宫的离合》具有新闻记者的刚毅犀利,敏锐卓见;那么《故宫物语》则有了作家的细腻柔情和博学多识。《故宫物语》全书一共90篇,厚度几乎是《两个故宫的离合》的两倍,其丰富程度可想而知,也能清楚地感受到野岛刚的真诚和实在。
我们靠什么感知世界?偶尔会想念十来岁时的自己,对世界充满幻想,甚至有一种盲目的自大。后来,不知怎么就把这项充满自信的幻想力弄丢了。读《蜜蜂与远雷》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那种充满自信的幻想,其实就是兴趣。
萧红笔下的马伯乐,简直就是人中极品。葛浩文认为,萧红这是向她的恩师鲁迅致敬,因为马伯乐这一人物的形塑与“阿Q”有着某些类似。阿Q最典型的是精神胜利法,万事无论好歹都能心安理得,从中发现自己胜利的一面。马伯乐则相反,不是焦虑便是更加焦虑。
近日,京味儿文学作家刘一达先生的新书《道北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刘一达先生的最新随笔集。全书分为“含英咀华”“悠悠岁月”“有典有故”三个部分,收录文章32篇,同时还配有李滨声先生创作的40多幅情景插图。
画家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这位明代皇室后裔生在乱世,长于清代。1684年,康熙南巡去到那会儿还叫金陵的南京,往长干寺和大报恩寺巡幸,接驾的僧人中就有石涛。关于北漂,石涛这样总结:“诸方乞食苦瓜僧(苦瓜和尚是石涛的别号),戒行全无趋小乘。
说起“北京”、“南京”、“东京”,人们都能很快反应过来是哪几座现代城市。这三座带“京”字儿的城市与日本的京都一道,构成东亚仅存的四座仍然保有“京”字的地名。很多人或许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既然北、南、东三个方位都有各自带“京”的地名了,为何又独独缺了一个“西京”呢?
倒是在即将被拆的胡同里,应物兄车窗玻璃遭袭的场景却刻划得令人悚然:相应地,作为书中的一个具体人物,应物兄虽然对全书至关紧要,但在作品中并不占有中心位置。“我们的应物兄”,小说里反复出现的这一称谓,正体现着这种既亲密又疏离的间距特征。
柳岸“春秋名姝”系列之《夏姬传》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评论家认为,柳岸在这部新作中以严肃笔法“再现春秋现场”,改变了以往此类作品中“红颜祸水”的宿命性写作方式。对于夏姬这样一个充满传奇的历史人物,柳岸在《夏姬传》中的刻画可以说既严谨又充满了可读性。
李少君在诗歌《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写道,“海鸥踏浪,海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沿着晨曦的路线,追逐蔚蓝的方向”。诗歌评论家谢冕先生在《中国新诗史略》一书中,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新诗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失望:“失去了精神向度的诗歌,剩下的只能是浅薄。
电影的名字叫《弹道无痕》。抛开军事专业知识不论,我倒觉得弹道亦有痕。文培同志39年军旅路,每一步都踏得那么坚实、留下深深的足印,每一步都有满满的收获和深刻的感悟,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终呈现给我们的,就是这本沉甸甸的《探路人生》。
舒乙先生曾说:“生活中的父亲完全是矛盾的。”本书直接取材于《老舍文集》、《老舍书信集》(舒济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很大程度得益于胡絮青先生的《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的上海,1943年,她开始发表作品,登上文坛,很快声名鹊起。回顾张爱玲文学的诞生、传承、沉寂、再生的整个过程,邵迎建将张爱玲的生平与生活背景纳入以《传奇》和《流言》为代表的作品系统中加以研究,同时反映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与时势背景,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张爱玲文传”。
近日,书画家何大齐先生在首都图书馆讲了一堂妙趣横生的汉字文化课,他从汉字的部首谈起,解说汉字形成的规律和法则。他一边用毛笔写字、画画,随手写了许多篆字,一边讲出这些汉字或被误解,或被隐藏的本来义涵。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唐诗课》,是著名文史学者程千帆先生11篇论述古典诗歌文章的合集,所论对象以唐诗为主。如此看来,诗词选本其实是不容易读好的,或许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诗词鉴赏的文章继之而起。
武斌先生在《丝绸之路全史》中对宋元时期的驿站交通加以肯定,强调张骞通西域正式开通了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草原丝绸之路的网络成为连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人民的纽带,也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先生的《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以下简称《十讲》)一书,为这个重要的文化命题,提供了一份厚重而不失时代气息的答卷。在《十讲》中,王宁先生梳理了汉字的起源与历史,用清晰明快的笔触,举重若轻地展现出汉字文化磅礴壮美的历史画卷。
曹文轩的首部动物小说《疯狗浪》正式出版,这是他不断拓宽写作疆界的又一次探索。曹文轩曾说,“写了几十年的作品,我总提醒自己不要安于现状,不要陷入一种无形的、驾轻就熟的写作模式”。“疯狗浪”凶险异常,如一群疯狗般来势汹涌,见到什么就卷走什么,水性再强的渔民遇到这种浪也很难幸免于难。
季栋梁的长篇小说《锦绣记》选取城中村锦绣作为书写背景,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变迁,是小说《锦绣记》首先表现的重点,但小说在表现人物的生活状态时,并没有将生活简单化,思想概念化,而是站在底层人群的立场上,以现实生活的情绪为情绪,以普通人的情感渴求为渴求,以历经苦难的心灵伤痛为伤痛。
从《天堂邂逅》这部集子所展现的“死亡意识”来看,死亡不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中华读书报: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农村是凋敝的同时也是现代化的;生存是艰难的,然而这些小人物又在为追求幸福坚韧地活着。
什么是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也难以给出唯一定义的问题。当启蒙运动实际发生时,法国人通常是用Lumieres(光——复数)来表述。正因为如此,当时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德意志人也就开始发问,什么是启蒙运动?
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文化,特别是以文化书法为基石为根本的中国书法文化,以文人书法为大背景、主色调、总基调,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书法、中国书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汉字不书法,无文人不书法,无文化不书法,这些关键词和重要判断,构成中国书法的核心成分。
身为一代文化大师,陈寅恪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中国古典小说也有极为精到研究,且有他心目中的“四大名著”,只是这“四大名著”和一般大众认同的不太一致,具体来说就是《西游记》《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和《再生缘》。
皮皮的散文集《渐行渐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无论是“写给彼岸的亲人”,如作者的爸爸、妈妈与舅舅,还是“写给此岸的生者”,有异国的,也有他乡的,无不与老人及其死亡问题有关。
为何会产生这种情感上的矛盾?这就需要考察庞余亮笔下父亲的形象。无论在散文还是小说中,庞余亮笔下的“父亲”大多数时候是黑色的,是爱而不得、恨而不能的人,是父子关系紧张的制造者。这种经验与印象来自于童年,它不断地刺激作家的创作并伴随一生。
他们希望寻找到某种有着充分质感的、不易倾覆的事物,作为散文文学性的支撑,从而产生了诗化写作、哲理性写作、经验性写作三个重要的倾向。纵观中国现代散文史,最早将散文写作引向诗化的大概是徐志摩,而真正为诗化散文奠定基础的则是何其芳。
从2016年开始,作家刘醒龙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由长江下游入海口溯江而上,最终抵达长江源头。每到一地,他以长江人文、水文等景观为灵感爆发点,书写了情感与灵魂的战栗,留下了长篇散文作品《上上长江》(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城市、宫殿、皇陵、宗教、园林、桥梁……内容宏富,包罗万象;柱、网、梁、斗栱、椽子、门窗、瓦件、吻兽……别现精微,个性独具。八十余高龄的郭黛姮先生近日出版了自己的第十四部专著——《南宋建筑史》。
有时我们不得不给任何一件事物贴上“标签”,标签式的论断,标签式的定义,好在标签是轻盈的,可以随时被撕下来,特别是在给一件作品,或一个刚露峥嵘的新事物贴标签,它很难成为长期的盖棺论定,它自带着有效识别的功效,被加以一时之用。
这本书相当完整的记述了大熊猫进入人类生活视野100多年的历史。大熊猫在中国四川西部、陕西南部山区的长期隐秘生活状态下,在1869年被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发现”,然后逐步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熊猫关注热潮。
成都菜,相比湘菜,以及重庆菜,“菜里的辣椒也放得没那么‘暴力’”,这是因为这个城市持续着“甜蜜懒散的美梦”。因此,辣椒也好,花椒也好,以及其他的调味品,必须帮助唤醒和刺激人的味觉,活跃起来,让人们可以在吃辣的同时,品尝甜品、咸口。
作为中国动漫的著名品牌,方特动漫日前一口气发布了六大新品:深受喜爱的国民IP适龄动画三部曲——《熊熊欢乐颂》、《熊熊乐园3》、《熊出没之探险日记2》,明年春节上映的《熊出没》第六部电影《熊出没·原始时代》,全新原创冒险探秘动画《小虎神探队》及原创中国风动画电影《俑之城》。
金秋送爽,正是吃螃蟹的大好时节。”在后世的文人雅士中,北宋文学家苏轼尤其喜欢吃螃蟹。要说最会品蟹者,非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李渔莫属,因为他是一个为吃螃蟹连命都不要的主儿。
佳节必思亲,登临当感怀。佳节和登临大抵是中国诗人们创作的最佳催化剂。但在这之前,却多是波折和辛酸。唐代诗人们因何游历,又为什么登高,心中何所思,身畔又是何人伴?千百年之后,足为后人咀嚼。重阳之际,正好是体会登临抒怀之前那些“苦辣酸甜”的恰当时机。
《秋季环游》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普兰几乎是散漫地放任他的笔尖,仿佛他要完成的不是一部有始有终、有故事有人物的小说,而是随手写就的散文。不管他写了什么,不管前方有多少迷人的景致,《秋季环游》最珍视的风景还是那些不能轻易放下的书。
中国美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起伏跌宕,在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诸多方面都云霞斑斓,蔚为大观。现当代的中国美术史论著浩繁,我们经常读到的大多是从上古先民讲起,溯流而下的画卷长篇。
二十四节气的活态性特征,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地方对这一庞大知识系统的理解与实践的多样性上。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发明,但其影响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了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共享的知识。